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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以把土耳其皇帝除外,这是因为他身边经常拥有一万二千名步兵和一万五千名骑兵,土耳其王国的安全和力量就是依靠他们。因此君主必须同他们保持友好关系,而把其他一切事情放在后头。苏丹统治的王国[21]也是同样的。这个王国完全在军人的手中。因此,苏丹也不管人民怎样,必须同军人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必须注意:苏丹国家同其他一切君主国都不相似。它类似天主教的教皇制,既不能称作世袭君主国,亦不能称作新的君主国;因为以前的君主的子孙并不是作为他的继承人,依继承权统治的,王位继承人是由享有特权的人们选举出来的人。这是一个古老的惯例,因为这个君主国并没有新建立的君主国所遭遇的任何一种困难,所以不能被称为新的君主国。虽然君主是新的,可是这个国家的秩序却是旧的,而且它安排迎接当选的君主,仿佛他就是世袭君主似的。因此,谁不想胜利,就利用这种援军吧!他们带来的危险比雇佣军多得多,因为援军到来也就造成了毁灭的条件,他们全体团结一致,而且完全听从外国人的命令。可是,就雇佣军而论,如果他们获得胜利,他们要加害于你,却需要更长的时间和较好的机会。雇佣军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由你找来并发给军饷的,而且由你委派第三者担任他们的头头,这个第三者是不能够立即取得足够的权威来加害于你的。总之,就雇佣军而论,其懒散怯懦是最危险的;若就援军而论,其英勇慓悍却是最可怕的。君主既然必需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然而那些单纯依靠狮子[4]的人们却不理解这点。所以,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5]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假如人们全都是善良的话,这条箴言就不合适了。但是因为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需对他们守信。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关于这一点,我能够提出近代无数的实例为证,它们表明:许多和约和许多诺言由于君主们没有信义而作废和无效;而深知怎样做狐狸的人却获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地单纯,并且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澳门新葡亰注册38我们可以用来责难公爵的,唯有选举朱利奥当教皇这一件事情。在这次选举中他选择错了,因为,正如我已经谈到的,他本来能够阻止任何人当选为教皇,他如果不能够选举一个使自己称心满意的教皇,他也绝不应该同意选举任何一个自己已经得罪的枢机主教或者一个当上教皇就会害怕自己的枢机主教来担任教皇,因为人们出于恐惧或者出于仇恨都会损害你的。在公爵所曾经开罪的人们当中,有圣·皮耶罗·阿德·温库拉[17]、科隆纳[18]、圣·乔治[19]和阿斯卡尼奥[20]等人。除了罗阿诺和西班牙人[21]之外,其余的人一旦当上教皇,势必害怕公爵。——至于西班牙人则由于他们的同盟关系和对他负有义务,罗阿诺则由于自己同法兰西王国的关系,才享有权力,所以是个例外。因此,公爵本来应该选择一个西班牙人当教皇[22]。如果这一点办不到,他就应该赞同选立罗阿诺,而不是选举圣·皮耶罗·阿德·温库拉。如果任何人相信给以新的恩惠就会使一个大人物忘却旧日的损害,他就是欺骗自己。因此,公爵在这次教皇的选举中犯了错误,这就是他终于灭亡的原因[23]。

澳门新葡亰注册38我毫不踌躇地援引切萨雷。博尔贾及其行迹为例。这位公爵依靠援军侵入罗马尼阿,他们全部是法国的军队并且依靠他们占领了伊莫拉和富利。但是后来,他觉得这种军队靠不住,于是转而依靠雇佣军。因为他认为雇佣军的危险较小,他雇佣了奥尔西尼和维泰利的兵,可是,后来在管理中觉察他们可疑、不忠实,并且有危险的时候,他立即消灭他们,回过头来依靠他自己的人。我们注意了一下:当这位公爵只是依靠法国人,当他依靠奥尔西尼和维泰利的雇佣军,以及当他依靠自己的军队和他自己的时候,他的名气互有不同,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认识到这些军队之间的差别了。我们发现,当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他的军队的完全的主人的时候,他的名声总是愈来愈大,他受到人们的敬佩,是任何时候都比不上的。[18]法恩扎的统治者(SignorediFaenza)是阿斯托雷·曼弗雷迪(AstorreManfredi)。罗马人在他们夺得的地方,很认真地遵守这些办法,他们派遣殖民,安抚弱国,但是不让弱国的势力增长;他们把强大的势力压下去,不让一个强大的外国人赢得声誉。我觉得只要举希腊这个地方为例就足够了[8]。罗马人当时同〔希腊〕阿凯亚人和埃托利亚人修好,打倒了马其顿王国;把安蒂奥科驱逐了[9];然而从来没有让阿黑亚人或者埃托利亚人由于立了功劳而使他们的势力有任何增长。同时,无论菲利普怎样劝说也不能诱使罗马人成为他的朋友而不把他打倒。而且安蒂奥科的势力也不能够使罗马人同意他在那个地方保有任何地位。因为在这些情况下,罗马人所作所为正是所有明智的君主都应该做的:他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当前的患难,还有未来的患难。他们必须竭其全力,对那些患难作好准备,因为患难在预见的时候是容易除去的,但是如果等到患难临头,病入膏肓时就无可救药了。关于这一点,正如医生们就消耗热病患者所说的情况一样,在患病初期,是治疗容易而诊断困难;但是日月荏苒,在初期没有检查出来也没有治疗,这就变成诊断容易而治疗困难了。关于国家事务也是这样,因为如果对于潜伏中的祸患能够预察于幽微(这只有审慎的人才能够做到),就能够迅速加以挽回。但是如果不曾察觉,让祸患得以发展直到任何人都能够看见的时候,那就无法挽救了。

[7]富尔利伯爵夫人(contessadiFurli,即CaterinaSforza),当她的丈夫富尔利伯爵季罗拉莫(GirolamoRiario)在1488年被暗杀后,取得在富尔利的权力,直到1500年该城被切萨雷·博尔贾占领时为止。[1]皮斯托亚这个城市十多年分成两派即潘恰蒂奇派和坎切列里派,由于两派纷争频繁,导致流血、焚烧房屋、掠夺财产以及各种敌对行动。其后佛罗伦萨人把两派的一些头头除掉或监禁,皮斯托亚才安定下来。因此马基雅维里认为,这两种政策都是没有用的。参看《李维史论》第3卷第27章。那些依靠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权的时候是困难的,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了。在取得君权时发生的困难,一部分是由于他们为着建立他们的国家和确保安全,不得不采取新的规章制度。而且必须记住,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这是因为革新者使所有在旧制度之下顺利的人们都成为敌人了,而使那些在新制度之下可能顺利的人们却成为半心半意的拥护者。这种半心半意之所以产生,一部分是这些人由于对他们的对手怀有恐惧心理,因为他们的对手拥有有利于自身的法律,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人类的不轻易信任的心理——对于新的事物在没有取得牢靠的经验以前,他们是不会确实相信的。因此,当那些敌人一旦有机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结党成帮地干起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人们只是半心半意地进行防御。为此,君主同他们在一起是危险重重的。澳门新葡亰注册38塞韦罗认为,如果暴露自己,同时与两者为敌是危险的,于是决心袭击尼格罗,而对阿尔皮诺则进行欺骗。他给阿尔皮诺写信说,他被元老院选为皇帝,愿意同阿尔皮诺共同享受这个尊荣,所以赠送后者以恺撒的称号,并且由元老院决定,加封后者作为他的同袍。对于这些事情,阿尔皮诺竟信以为真。可是,在塞韦罗打败并杀死了尼格罗,并且解决了东方事件之后,他回到罗马,就向元老院申诉说,阿尔皮诺忘记了从他那里获得的恩惠,正在使用阴谋诡计企图杀害他,因此,他必须对阿尔皮诺的忘恩负义加以惩罚。其后,塞韦罗在法国找到了阿尔皮诺,于是把阿尔皮诺的政权和生命一并剥夺了。

例如,在意大利我们就有费拉拉公爵[2]。其所以能够抵御1484年威尼斯人的侵袭和1510年教皇朱利奥[3]的侵袭,就是因为在这个领地的统治已经历史悠久了,此外更无其他原因[4]。因为世袭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都比较少,因此他自然会比较为人们所爱戴。除非他异常恶劣,惹人憎恨之外,他的臣民自然而然地向着他,这是顺理成章的。而且革新的记忆与原因,由于统治已经年代久远并且连绵不断而消失了;因为一次变革总是为另一次变革留下可以继续进行的条件的。[5]西奇比奥(P.CorneliusScipione,公元前234—183)罗马军队统帅,曾在西班牙战胜汉尼拔。其后,朱利奥继位。他察觉教廷是强有力的,因为它已占领罗马尼阿全境,罗马的公侯被镇压了,那些党派在亚历山大的打击下被消灭了,他还发现亚历山大时期以前从来未曾使用过的积累财富的方法[7]。朱利奥不仅继续把这些事情进行下去,而且加以改进。他决心夺取波洛尼阿,消灭威尼斯人,并且把法国人驱逐出意大利。他的这些事业全部成功了[8]。因为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着提高教廷的地位而不是提高任何私人的地位,因此使他更加光荣。他还把奥尔西尼和科隆尼斯这两派约束在他所认定的范围之内。虽然在他们当中有些能够改变局势的头头,可是有两件事牢固地控制着他们:一件是教廷的强大,使他们有所畏惧,另一件是不让他们的人担任枢机主教,因为这种主教是党派之间发生纷争的根源。如果这些党派有他们自己的枢机主教,他们就绝不能够保持安静,因为这些主教将在罗马内外培植党派,而公侯们不得不卫护他们;于是由于僧侣的野心导致各个公侯之间发生骚乱与纷争。因此,当今圣父教皇利奥[9]察觉这个教宗的职位非常强大有力。我们希望,如果先前的一些教皇已经依靠坚甲利兵使教宗的职位强大起来了,那么当今教皇将依靠善行和无限的其他美德使它更加强大,并且更加获得人们的崇敬。但是如果在那里以驻屯军队来代替殖民的话,由于维持驻屯军不得不把那个国家获得的全部收入耗费掉,这样耗费就更多了;结果所得反而变成损失,而且得罪的人就更多了,因为由于他的军队从这里到那里辗转调动,那个国家全部受到损害,对此每一个人都感到痛苦,于是一个个都变成他的仇敌了。他们虽然被打败了,可是仍然在他们自己的老家里,是能够为害的敌人。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来,驻屯军队是不中用的,而殖民却是有益的。

因此,君主永远不要让自己的思想离开军事训练问题,而且他应该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更加注意这个问题。他要做到这一点,可以有两个方法:其一是采取行动,其二是靠思考。关于行动方面,君主除了必须把他的人妥善地组织起来加以训练之外,自己必须不断地从事狩猎,借以锻炼身体,习惯于艰苦生活,并且认识各处地理状态,了解山脉是怎样起伏的,峡谷是怎样凹陷的,平原是怎样展开的,还要明了河流沼泽的特性,而且对于这一切必须予以最大的注意。因此,一个君主如果不能够在他的国家里看出滋生的忧患,他就不是真正英明的君主。而能够有这种先见之明的人只是少数。同时,人们如果研究一下罗马帝国覆灭的头一个原因,就会察觉,这是从雇佣哥特人当兵才开始的。因为罗马帝国的势力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衰微的,而以前曾经使罗马帝国勃兴的一切力量都转移到哥特人那里去了。因此,我的结论是:任何一个君主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它是不稳固的。反之,一个君主国在不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实力带着信心防卫自己,它就不得不完全依靠侥幸了。明智的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意见和论断:“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莫过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的声誉了”[4]。[6]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道士(GirolamoSavonarola,1452—1498),佛罗伦萨宗教改革家。1475年为多米尼加会修道士。五年后进佛罗伦萨圣马尔科修道院传教,抨击当时教会和教士腐化堕落,主张改革和复兴宗教,并建立一个有效的共和政府。1491年萨沃纳罗拉成为圣马尔科院长,对佛罗伦萨政治影响日增。1494年,自梅迪奇家族被驱逐出佛罗伦萨后,萨沃纳罗拉掌握了佛罗伦萨的支配权,主持制定1494年宪法;至1497年为其全盛时期。但为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所敌视,其势力骤然削弱,1498年作为异端者被捕,并被烧死。

在这些重要的例证之外,我想增添一个较小的例证。它同它们有某些共通之处。而且我认为这个例证可以作为所有其他这样一类事例的代表,这就是锡拉库萨的耶罗内[7]。他从平民一跃而为锡拉库萨的君主;他除了抓着时机之外并没有依靠其他什么幸运。因为锡拉库萨人当时遭受压迫,于是选择他作为他们的军事首领,后来由于崇德报功便把他拥立为王。他甚至在身为平民的时候就有巨大的能力,以至一个论述他的人说道:“他做国王,除需要有领土之外,本身无所不备”[8]。他解散了旧的军队,组织新的军队,抛弃了旧的友谊,另缔新交。由于他有了自己的盟友和军队,他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任何一座大厦。因此,虽然他在取得王国的时候经受了许多艰难困苦,但是他在保持王国的时候,就很少困难了。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同意:君主如果表现出上述那些被认为优良的品质,就是值得表扬的。但是由于人类的条件不允许这样,君主既不能全部有这些优良的品质,也不能够完全地保持它们,因此君主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vizii),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但是如果不能够的话,他可以毫不踌躇地听之任之。澳门新葡亰注册38[1]原题拉丁文:“Ouodprincipemdeceatutegregiushabeatur”。Casella等几个意文本均译作“…为了受人尊敬…”(“…perchòsiastimato…”),但有的意文本译作“…要赢得声誉…”(“peracquistarsireputaz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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